上海地铁“咸猪手”案引发社会关注

2019-10-30 17:28:37  来源: 法制周报-关注
 

上海地铁“咸猪手”案引发社会关注

“咸猪手”入刑,你怎么看?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倪欢欢

在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上对女乘客“蹭一蹭”“摸一摸”的“咸猪手”行为屡见不鲜,这类“咸猪手”该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处置?近日,上海地铁“咸猪手”案嫌犯被判刑的消息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对此,你怎么看?连日来,《法制周报》记者通过走访了解,采访民警和法学专家,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案例

上海 “咸猪手”入刑案引关注

7月1日的上海下班晚高峰,在地铁8号线车厢内,王某某紧贴一名未成年女孩坐下,左手搭在自己右臂并持续触摸女孩胸部。女孩挪动身体躲避骚扰,王某某仍不断伸出“咸猪手”。接下来,王某某以同样方式骚扰另一名女子,该女子察觉后对其进行质问。王某某在逃跑途中,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经过调研发现,当地多年来对“公交色狼”的处罚只有治安管理处罚一种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

据《上海法治报》报道,审理该案的静安区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利用地铁车厢相对拥挤、不易察觉、较难避让的客观条件,以及被害女性羞于当众反抗的心理特点,违背妇女意愿,先后对两名女性强行实施摸胸等猥亵行为,其中一名为未成年女性,其行为已构成强制猥亵罪。

“在被害人不断躲避的情况下,被告人仍继续紧贴实施触摸行为。”主审法官、静安法院副院长丁德宏表示,该案强制猥亵的情节表现明显,证据充分。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丁德宏希望这起案件的判决能够起到震慑作用,打击此类犯罪嫌疑人的气焰。

消息一经报道,立刻引来网友叫好,有的甚至建议全国推广。

现状

抓到“咸猪手”通常是拘留

现实当中遭遇“咸猪手”的女性,有勇气声色俱厉对色狼提出警告甚至当即报警抓人的情况甚少。

近日,长沙的彭女士在下班公交车上遭到邻座男子的骚扰,彭女士吓得立即从后排座位起身,换到离司机最近的位置。另一位潘女士在等公交车的时候遭到身旁中年男人紧贴身体,移开后,该男子继续靠近并紧贴。潘女士只好拦了一辆的士离开。

彭女士和潘女士的反应和处理方式是女性遭遇“咸猪手”时的惯常表现。公众及司法机关一直鼓励此时最正确和稳妥的办法是报警。

记者采访了长沙、娄底、常德等地多个派出所民警,多位民警坦言,接到这类案件“相当少”。

娄星公安分局长青派出所民警覃浩在派出所工作3年,从来没有接到或处理过“咸猪手”案件,只听说所里处理过一起“咸猪手”案子,对“伸手摸胸”的男子拘留了几日。

常德津市三洲驿派出所处理过一起“咸猪手”案件。2018年7月6日,津市的郑某途经公交站台时,为寻求刺激,抚摸等车的许婷(化名)臀部,同时将手机中的黄色图片给许婷看。许婷与同伴离开公交站台,郑某尾随二人再次伸手摸许婷的臀部,并进行言语威胁后逃跑。最终,郑某被行政拘留10日。

接受记者采访的公安民警大多表示,从目前接触到的案例看,抓到“咸猪手”后会根据情节的轻重进行批评教育、罚款或者行政拘留,其中行政拘留的居多。如果“咸猪手”的行为明显构成犯罪情节,则会被刑事拘留。

专家 

入刑须有构罪条件

上海“咸猪手”入刑案得到网民广泛支持,社会积极意义凸显。记者采访了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明儒、副教授张永红。

黄明儒认为,“咸猪手”不能轻易判刑,认定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必须达到构罪标准。如果“咸猪手”的行为符合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条件,理应按照犯罪处理。例如,公交车上的“咸猪手”能否被认定为强制猥亵,首先要有“强制性”行为的体现。他提示,行为是否具备强制性需要司法认定。

“如果动不动就用《刑法》,那《刑法》的效果也会降低。”黄明儒说,《刑法》具有补充性,当社会强制手段或其他手段不能解决社会矛盾,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才由《刑法》保护。

对于这次上海“咸猪手”案的判决结果,张永红则表示认同,并强调“定罪和量刑我都认同”。

对于强制猥亵行为,我国进行规制的法律主要有《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中的罪名叫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对于一般的猥亵、侮辱行为认定为行政违法,进行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可以看出,所谓“咸猪手”这种猥亵女性的行为,司法实践会根据情形的不同区分处理,有的作为治安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有的认定为犯罪予以刑罚打击。

张永红表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这类行为关于行政违法和犯罪的标准规定不明确。因为《刑法》对于强制猥亵罪、侮辱妇女罪没有情节要求,只描述了行为,即只要强制猥亵他人或侮辱妇女的就构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没有明确要求情节严重或恶劣。

“给人的感觉是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犯罪,但实质上不能这样理解。”张永红解释,因为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有一个总体的本质的要求是“社会危害比较严重”。这意味着强制猥亵罪在刑法条文里没有对情节加以限制。但在实际把握的时候应该作一个区分,对强制猥亵的行为还是要考虑危害程度的大小来决定对其进行治安处罚还是作犯罪处理。

“这个标准是相对模糊的,现在没有一个明确标准。”张永红说,正因如此,可能导致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把一些可能构成强制猥亵犯罪的行为作治安处罚,第二种是将一些应该作治安处罚的猥亵行为当作强制猥亵犯罪行为来处理。

在张永红看来,这种界限模糊的结果导致两种情形都不妥当。“这是因为立法本身导致的,目前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只能依靠司法人员对法律的总体把握、准确理解来加以适用。”他认为,如果要统一解决这个问题,下一步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强制猥亵罪与一般猥亵的行政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

关于强制猥亵罪的法条有明确规定,聚众或在公共场所实施猥亵的加重处罚,猥亵儿童的从重处罚。张永红解释,该量刑情节适用的前提是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需要注意的是,“聚众或在公共场所实施”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入罪”的情节。张永红说,一般的猥亵行为本来是可以作治安处罚的,但危害严重就可以入罪,“聚众或在公共场所实施”就属于危害严重的情形,可以作为入罪情节来考虑。

“上海案这么判,是有道理的。”张永红解释,该案的猥亵行为是存在的,受害女性不只一人,其中一人未成年,且在公共交通工具地铁上。王某某的行为已具有一定危害,被判6个月刑期,显然法院没有将“在公共场所实施”当作加重情节。而是作为构罪情节,因此这一判决是审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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